映象新闻

[24]实际上，当代的法教义学早已公开地承认法律解释中存在价值判断问题，并努力以一套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被反复尝试、运用，并在理论上获得普遍共识的方法，使法律适用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可以被相对客观地论证、审查和批评。

儒学文本上的孝道理念出现在司法判决书上，说明法官把儒学文本视为孝道理念的权威表达，并且要借用权威表达来加强判决的权威性。北京丰台法院则直接把《弟子规》中的亲爱我孝何难。

让伦理话语重新获得彰显，便是要借助于伦理话语来召唤人的本能以及本性继而唤醒人的内心自觉。至于代际关系何以会在西方展现得极其淡然，就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以及社会的文化氛围来看，西方人在基督教的语境下往往会认为自己有两位父亲，一位是生身父亲，另一位便是上帝天父。因中国的儒学与西方的基督教存有差异，使得接力模式及其私法契约论逻辑难以为中国人提供生活的基础。三纲五常在后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旨在强调父母对于子女具有绝对的权力，而子女要绝对服从父权制度的安排。[13]如果说现代的情感表达自然主义旨在打破传统的父权制度及其伦理规范，而伦理规范越少必然会使得人的本能以及本性受到的规制越来越疏松，继而便会出现仅凭人的本能以及本性来维持代际关系越来越不可靠的情形，反馈模式及其内在的孝道理念作为应对那种情形的策略便会在当代社会获得强化。

出现在《论语》问世以后的时代而受到《论语》影响的历史。若要达致那样的终点，两种话语又呈现出了前后递进的关系。（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事实上，人人皆私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所以，这样的人性假定就是公理性假定。

与社会恶习陋规的改造和公德建立相呼应的是明治时代小学修身课程的设置和公民教育。或者说，为了达到预想的目标，各种应当意义上的不得为就被实然意义上的任意为所替代。在共识的滋养之下，中国法律的实效也就能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渐进性地增长。所谓策略，主要是指行为主体在使用资源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种手段与方法。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论是法律严苛，还是公德孕育，都不宜单线突进，这样就需要两者彼此协调进而共同发挥对法律实效的护持作用。而法律实效恰恰是在对不得为的控制中得以彰显。

因此，直到现在，一般中国人并不容易将社会领域或人民与公联想在一起，而多把社会当作个人可以任意活动的天地。针对权利（通俗地说就是钱）和权力（通俗地说就是权），需要编织严密的法网，力争对这两项中国人念兹在兹的头等大事做出细密、严格的规定。日本人为了完成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在明治时代围绕着风俗改造、公德建立和公民教育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努力： 针对风俗改造，明治政府用法律条文规定人们的行为底线，力图从改变人们日常生活中传统的恶习陋俗，把人改变为新时代文明社会的人。这样一来，社会一般成员就不会因为正义规范得不到普遍遵守而自己也不愿继续遵守正义规范。

[④] 陈弱水：《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结合中国人的行为特点，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向曾和我们中国人的行为特点类似或相像的国族学习。[11] 官文娜：《近代日本社会转型中的社会改造——明治时代的风俗改造、公德建立和公民教育》，第103页。为了破解这一法律生活的困局，学界虽然做出了众多的努力，但在绝大多数的研究中，往往缺少对中国人行为取向的解释和分析，这样，就使得相关对策失去了中国人的生活之根。

为了更深入地解释守法的中国人和有公德的中国人彼此之间的相依关系，慈继伟博士的相应哲学讨论启发意义甚大，值得引用： 既然正义秉性的特征是他律，它就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导致正义的行为。假如中国官员都以追求GDP的增长为目标，对于这种目标法律必须尊重和保障，但假如某位（些）官员以牺牲民权、环境等为代价，其不仅要承担相应的政治和法律责任，还要被终生剥夺所谓从政的资格。

这就是所谓的公德孕育所要达到的目标。其二，中国人的行为取向已经说明了在实际生活中人人皆有违法或以公遂私的行为倾向。

[14] 慈继伟：《正义的两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页。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现实植根于历史的原理再次得到证实。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将中国的个人视为虚假的个人。然而，对支撑法律实效的法律严苛和公德孕育的有机结合不仅要做哲理性论证，还要做具体的和应用性的生活论证。社会领域欠缺公的意识，充分说明了中国人行为指向的两极化，要么奋力挤向代表公的政府，要么回撤到关涉个人之私的狭小天地，在对权力和金钱的亢奋追求中丢失了纯社会意义的公德观念和主体性，由而，社会就是虚空的存在，政府和私人之间也就失去了连接媒介和沟通机制。

何为公？遵从宪法和法律即为公。就后者而言，中国事实上又甚少存在有公德的个人，就如陈弱水博士所指出的，以当前台湾和大陆的状况而论，许多知识分子仍有为生民立命之心，但在个人行为上，他们并不能表现现代公民所应具备的素养，有些人甚至还无法完全遵守最基本的公德规范。

也只有在这样的局面之下，中国法律的实效才能具备可靠的规则条件和社会基础。但对于生活论证的核心或重心还是可以进行提炼和概括的。

[⑧] 陈弱水：《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7页。严苛的法律实施也需要在中国人对不得为形成普遍意识的社会氛围和场景中才能渐进展开。

[⑤] 事实上，陈弱水博士所说的法治水平和公德水平主要存在于行为资源和行为策略之中。[④] 这样的行为目标、行为资源和行为策略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行为取向。公德的这个特性尤其明显地表现在最常被提出的有关要求上，如不要插队、不要随地扔垃圾、不要任意停车、不要制造噪音、不要遗弃家狗。这样，既会扭曲代表公的政府形象，从而削弱它存续的正当性，也会挤压具有私之属性的私人乃至社会空间，从而使其产生被剥夺感进而心生种种不平之气（用笔者所生存的城市市民的说法，就是无权（力）别生气、有权（力）别客气）。

由此，如果对中国人的行为取向不加以准确的解说和深入的探讨，是否既会使法律制度的设计或改进失去根本的理据，也会使取经缺少明确的方向？在这一意义上或许可以认为，关于中国人行为取向的解释，既是中国法律制度设计或改进及实施的前提和准据，也是取法他国的方向和标准。何为廉？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事即为廉。

先是承认和肯定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伎俩，使之成为美德。由此，法律严苛所针对的并不是行为目标本身，而是要严密监控实现目标的行为手段。

由此而观，公德水平与法治水平有密切的关系。以中国人的行为取向为目标，以法律严苛和公德孕育为两翼，以论证为连接两翼的桥梁和纽带，中国人便能够在法律和公德两个方面逐步地形成累积性共识。

对于严刑峻法的内涵，重罚和生命刑当然是其应有之义，但这里要强调的是对资格的限制甚至剥夺。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人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严苛的规制，或许找准了中国人行为取向的核心，也抓住了导致中国社会秩序紊乱的源头。这也是法律严苛第三个层面的含义。  韩秀义，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

这样，守法的中国人就会在社会公德的养育中成长。[⑩] 为了弥补法律树立新风尚机制的欠缺，日本社会和政府精英进行了社会公德的宣传与教育。

相对于中国人的行为取向而言，生活论证的核心在于对包含行为资源和行为策略的行为手段进行合法性和合公德性论证。[11] 公德孕育，当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求之于美术欤？美术之匮乏，亦未有如我中国者也。也正是这种二重性特征，既破坏了正式规则的实效，也瓦解了公德的应有内涵。